中式哲學與管理-王陽明「知行合一」

王守仁（1472年－1529年），字伯安，號陽明，諡文成，中國浙江餘姚人。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、哲學家、書法家和軍事家、教育家、文學家，官至南京兵部尚書、都察院左都御史。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，非但精通儒家、佛家、道家，而且能夠統軍征戰，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全能大儒。

因他曾在餘姚陽明洞天結廬，自號陽明子，故被學者稱為陽明先生，現在一般都稱他為王陽明，其學說世稱「陽明學」。在中國、日本、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國家都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。

王守仁反對程頤朱熹通過事事物物追求「至理」的「格物致知」方法，因為事理無窮無盡，格之則未免煩累，故提倡從自己內心中去尋找「理」，認為「理」全在人「心」，「理」化生宇宙天地萬物，人秉其秀氣，故人心自秉其精要。

在知與行的關係上，王守仁從「天地萬物本吾一體」出發，他反對朱熹的「先知後行」之說。王守仁強調要知，更要行，「知行合一」。


陽明學，通常又稱作王學、心學，是由明代大儒王守仁，又名王陽明，發展的儒家理學。元代以及明初以來流行的程頤朱熹一派的理學強調格物以窮理，王陽明則繼承宋代陸九淵強調「心即是理」，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，而從自己心裡即可得到。王陽明的主張為其學生們繼承並發揚光大，並以講會的形式傳播到民間，成為「姚江學派」亦稱「陽明學派」，其中又以泰州學派（又被稱作左派王學）將其說法推向一個極端，認為由於理存在於心中，因此「人人可以成堯舜」，即使不是讀書人的平民百姓、也可以成為聖人。王學這種「心即理」看法的發展，也影響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對於情慾的正面主張和看法，由於心即理，因此人慾與天理，不再如朱熹所認為的那樣對立，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，這種主張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贄。


李贄（1527年十月廿六－1602年三月十六）「贄」讀若「治」，明朝晉江（今福建泉州）人。初姓林，名載贄，後改姓李，名贄，字宏甫，號卓吾，又號溫陵居士[3]，是明朝頗有影響力的思想家、史學家和文學家，後被迫自殺，死後一度被泉州民眾奉之為神，稱「溫陵先師」。

李贄深受「泰州學派」影響，且以「異端」自居。針對當時官學和知識階層獨奉儒家程朱理學為權威的情況，貶斥程朱理學為僞道學，提出不能「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」。詩文多抨擊前七子、後七子復古之主張，認為《西廂記》、《水滸傳》就是「古今至文」。公安派受其影響較深。晚年頗好史學，據歷代正史纂《藏書》，又廣泛收集明代資料撰寫《續藏書》，對傳統史學觀點有所突破。

李贄承認個人私慾，「私者，人之心也，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」。「天盡世道以交」，認爲人與人之間的交換關係、商業交易合乎天理。

他的思想方法與當時官方的儒家主流思想格格不入，包括反對八股文、歌頌秦始皇，主張男女平等、自由婚姻等，但仍受到不少儒士文人包括李廷機等當時有影響的人物的好評。史家黃仁宇（《萬曆十五年》）認為李贄在王陽明哲學的影響下「存在著鼓勵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導行動、而不顧習慣的道德標準這一趨向。1587年，李贄就走到了這條道路的交叉點。」



王守仁秉承陸九淵的學說，使陸的思想得以發揚光大，因此他們被稱為「陸王學派」。陸九淵從「心即理」說出發，認為格物的下手處，就是體認本心。王守仁並不滿意陸九淵的解釋，他說：陸象山之學，「其學問思辨，致知格物之語，雖亦未免沿襲之累」。

王守仁反對程頤朱熹通過事事物物追求「至理」的「格物致知」方法，因為事理無窮無盡，格之則未免煩累，故提倡從自己內心中去尋找「理」，認為「理」全在人「心」，「理」化生宇宙天地萬物，人秉其秀氣，故人心自秉其精要。

正如陸九淵所言「心接具是理，心即理也」，何消外求？故明「本心」則明「天理」。故王守仁強調：「心一而已，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，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，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。不可以心外求仁，不可外心以求義，獨可外心以求理乎？外心以求理，此知行之所以二也；求理於吾心，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。」

王守仁指出 :
“ . . . . . . . 心即理也。天下又有心外之事，心外之理乎？ ”

— 傳習錄 卷上 3

“ . . . . . . . 心即理也。此心無私慾之蔽，即是天理。不須外 面添一分。以此純乎天理之心，發之事父便是孝。發之事君便是忠。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 仁。只在此心去人慾存天理上用功便是。 ”

— 傳習錄 卷上 3

“ . . . . . . . 身之主宰便是 心。心之所發便是 意。意之本體便是 知。意之所在便是 物。如意在於事親，即事親 便是一物。. . . . . . 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，無心外之物。“

— 傳習錄 卷上 6


「知行合一」

在知與行的關係上，王守仁從「天地萬物本吾一體」出發，他反對朱熹的「先知後行」之說。王守仁認為既然知道這個道理，就要去實行這個道理。如果只是自稱為知道，而不去實行，那就不能稱之為真正的知道，真正的知識是離不開實踐的。比如，當知道孝順這個道理的時候，就已經對父母非常的孝順和關心；知道仁愛的時候，就已經採用仁愛的方式對待周圍的朋友，真正的知行合一在於確實的按照所知在行動，知和行是同時發生的。他的目的在於「發動處有不善，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，需要徹根徹底，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」。

對於朱熹的「先知後行」等分裂知與行的理論，王守仁在他學生編著的《傳習錄》中是這樣理解的，古代的聖賢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花費在知上，而忽略了行，認為這樣下去會造成浮誇的風氣，於是開始強調要知，更要行，而後世的人就理解為要先知而後行，這就錯誤的理解了聖賢的意思。

「致良知」

王守仁經歷過百死千難的人生體驗，在五十歲時提出猶如畫龍點睛般的學說宗旨「致良知」：「某於此良知之說，從百死千難中得來，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，只恐學者得之容易，把作一種光景玩弄，不實落用功，負此知耳！」

「唯求其是」

王陽明倡「君子之學，唯求其是」的「求是」學風，並多有闡發。時至今日，「求是」精神仍然十分重要。

「士農工商」

顧炎武《日知錄》卷七中提出，「士農工商謂之四民，其說始於管子（管仲）。」王陽明認為士、農、工、商「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，則一而已」，且進一步說明「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，其盡心焉一也」的觀點，他把傳統觀念中一直被視作「賤業」的工商擺到與士同等的水平。（《節庵公墓表》）王陽明《傳習錄拾遺》說：「雖經日作買賣，不害其為聖為賢」。此說被稱為「新四民論」。

「四句教」

「四句教」是王陽明晚年對自己哲學思想的全面概括，即「無善無惡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意之動，知善知惡是良知，為善去惡是格物」四句。學界對四句教的理解眾說紛紜，歷來就有爭議。

陽明學 日語發音 Yōmei-gaku 陽明學（Ō Yōmei ：王陽明）.

陽明學自明朝中後期傳入日本（據稱時87歲高齡的日本高僧會庵為首個傳播者）後在日本進一步發展，並對日本後世影響深遠。著名學者如有「近江聖人」之稱的中江藤樹（一般認為是日本陽明學的鼻祖）。明末清初思想家朱舜水東渡日本，進一步傳播了陽明學。

幕末時期有佐藤一齋, 著有傳習錄欄外書。

陽明學對近代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形成影響很大。

陽明學於明治維新時期成為日本的顯學，對明治維新有很大的促進作用。時很多著名政客，兵學者均是陽明學追隨者，著名的如日本「武聖」東鄉平八郎，革命家大鹽平八郎，「倒幕魁首」西鄉隆盛，其他的倒幕健將如：吉田松陰、高杉晉作、河井継之助、佐久間象山等等。

此外，日本二戰後的領軍作家三島由紀夫創作也深受陽明學的影響。

日本學者井上哲次郎, 著有 《 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》, 詳述陽明學從江戶到明治時期的傳承。此外，學者高瀬武次郎著有 《 日本之陽明學》, 列出從江戶到明治時期的 31位日本陽明學者的生平和思想。